描述
| 报佳音号 | 6865 |
|---|---|
| 外文书名 | Strange Glory: A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
| 作者 | [美]查尔斯·马什（Charles Marsh） |
| 译者 | 徐震宇 |
| ISBN | 978-7-5321-6055-6 |
| 出版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 出版年月 | 2016年8月 |
| 开本 | 32k |
| 页数 | 653页；450千字 |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推荐辞
没有一个想要认识朋霍费尔的人可以绕过查尔斯·马什的书。
——朋霍费尔密友 贝特格
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够迅速将一个读者带入一种深沉的情感，但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却是这样的一种书。本书不仅是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过朋霍费尔的密友贝特格的遗产获得的、有超过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他还实地探访了朋霍费尔去过的许多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信赖这部书的可靠、严谨和新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怀宏
通过精致的细节以及悲悯的理解，马什为我们描绘出朋霍费尔生动的一生以及他深邃的思想，他以扎实地资料来作为叙事的材料，并且让我们看到朋霍费尔面对邪恶时的挣扎，以及他是如何从一个富二代转变为一个德国大洪流中的纳粹抵抗者。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部感人、成功的传记作品。作者冷静且深情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令人伤感的画像。马什为我们讲述了朋霍费尔天才且饱经忧患的一生。这位知识分子、神学家，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去回答那些看似简单、传统却无比重要的问题。
——《基督徒世纪》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内容简介
这是迄今为止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最为全备的传记。
朋霍费尔被称为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二战时期屈指可数的清醒者，影响至今的思想家，他先知性地预见了欧洲的今天。
通过首度解密的大量资料、精致的细节处理、冷静且深情的笔触，作者为我们描绘出朋霍费尔生动的一生以及他深邃的思想。
举国纳粹化的狂潮下，作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神学家，未随波逐流，且实际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之中，最后殉难。
查尔斯·马什为我们捕捉到了这位在欧洲最黑暗时期仍然持守真理之人的一生。从他在柏林顶尖学府的求学生涯，到他在美国思想发生的转变，以及他放弃前途，因为对真理的跟随再次返回德国。我们见证了他对真理的执著。当他选择站在犹太人这边时，他是站在了整个纳粹德国国家权力以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对面。
人性中的瑕疵，内心里的挣扎，作者带我们认识了一位真实且复杂的人，也带我们走上了这条陌生的荣耀之路。他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沉重的肉身，一样的怕与爱。他留给我们一系列看似简单，却无比重要的问题，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去回答：人之为人，其意何如？
本书属于“星辰人物传记”系列丛书，同属此丛书的还有《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惊悦：C.S.刘易斯自传》、《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和《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等书。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作者简介
查尔斯·马什（Charles Marsh），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亚市，毕业于戈登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他是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德国洪堡大学朋霍费尔研究问题访问教授，2010年获美国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陌生的荣耀》获得2015年美国笔会文学奖（Pen Literary Awards）。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译者简介
徐震宇，教会牧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译有《陌生的荣耀 : 朋霍费尔的一生》、《国王的两个身体》、《释经讲道》和《教会成员制》等书。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传主简介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又译“潘霍华”，1906-1945），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认信教会成员之一。1906年2月4日，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二战期间，积极参加反抗纳粹的斗争，后因刺杀希特勒计划败露，于1943年4月5日被盖世太保逮捕， 1945年4月9日，在佛罗森堡集中营被施以绞刑，著有《狱中诗》、《伦理学》、《团契生活》、《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及《团契生活——潘霍华作品选》等书。《心灵花园》和《信仰二十讲》收录了朋霍费尔的一些文章。
余达心博士曾在《攀生命高峰：与伟大心灵同行》中记念朋霍费尔；如果希望更深认识朋霍费尔，我们推荐您读蕾娜特·温德的《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埃里克·梅塔萨斯的《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或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目录
序
- 1 思念永恒的孩子（1906—1923）
- 2 “意大利真是无穷无尽”（1923—1924）
- 3 大学的学习（1924—1928）
- 4 “斗牛士的问候”（1928—1929）
- 5 “浑身披戴着传统的苔藓”（1929—1930）
- 6 “在黑人教会我听见福音被传讲”（1930—1931）
- 7 “在恩典的约束下”（1931—1933）
- 8 神学冲锋队在行进（1933）
- 9 旷野中的呼喊（1933—1935：伦敦）
- 10 “一种新的隐修主义”（1935—1937）
- 11 “我必须成为一名寄居者和陌生人”（1938—1940）
- 12 “废墟中的圣诞节”（1940—1941）
- 13 杀了那疯子（1941—1943）
- 14 “通向自由之路上的盛宴”（1943—1945）
- 15 致谢
译者后记
索引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书摘
圣诞节的时候，朋霍费尔与家人和贝特格在一起。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度圣诞。新年过后不久，朋霍费尔写了一封信给共谋团体中最亲密的同志：杜南义、奥斯特和贝特格。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带有不经意间自我反省意味的名称：“十年之后：在1943年新年所作的推测”。不过，其中的内容更像是一种世俗信仰的宣告。他问道：“我们还有任何用处吗？”——“我们”是指良心的贵族、世界主义精英、“教会的儿女”。
朋霍费尔进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抵抗和共谋这些动荡不安的岁月，在他心里造成了一种不可抵御的总结和继续前进的需要——并且，在《伦理学》一个含义深远的章节“基督与好人”中，造成了一种对基督教排他宣告作充满怜悯但决定性再思考的需要。
在任何人的生命中，十年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时间是我们所拥有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无论何时我们回望，都会为想起任何失去的时间而不安。在我们未能活出一个完整的生命，获得经历，学习，创造，享受和受苦的过程中，时间就失去了；那些是没有被填满，空留在那里的时间。而过去的这些年当然不是如此。我们所失去的很重大、无法计量，但并没有失去时间。确实，我们所得到的认识和经历，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只不过是现实、实际所活着的生命的一些抽象。不过，正如遗忘的能力是一种恩典的礼物，记忆也是如此，回忆我们所学到的教训，也是负责任的生活的一部分。
朋霍费尔思考了破碎不堪的国家、教会以及已被击碎的文化中产阶级理念：“我们成了邪恶行为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变得狡诈，学会了模糊和含混的艺术。经验导致我们不信任其他人，常常没有向他们说真实、坦诚的话。无法承受的冲突撕裂了我们，甚至使我们变得愤世嫉俗”。他说自己已经学会“从上往下，从被排斥者、被怀疑者、被苦待者、无权力者、被压迫者和被辱骂者的角度，简而言之，从受苦者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我们失去了许多，其数无法衡量，但时间并没有浪费。“实际上，对于我们所获得的洞见和经验，后来我们都认识到只是现实、生命本身的抽象。但是，正如遗忘的能力是一种恩典的礼物，记忆也是如此，是对所接受教训的重述，是负责任的生活的一部分。谁能在一片动荡和灾变中站立得稳呢？”
他认为：“邪恶的巨大假面舞会将所有伦理概念都抛入混乱之中。邪恶表现为光明、善行、历史必要性、社会正义，完全都是那些属于我们曾经接受的伦理概念范畴之内的概念……‘理性人’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带着最好的愿望、幼稚地误解了现实的人，他们以为凭借自己的那一点点理性，就能够修补一个出自于裂缝的结构。他们的判断能力大受损害，因此，他们想要在每一个方面施行正义，却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看到世界如此非理性，他们失望了，认为自己注定无能为力；于是他们退缩、放弃，要么无助地沦为强者的牺牲品。”
朋霍费尔继续说：“谁能站立得稳？只有那些最终标准不是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良心、自由、或者美德的人；只有那些单单在对上帝的信心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中，一旦被呼召顺服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就预备好牺牲所有这些东西的人。这样一个人就是负责任的人，他的生活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对上帝要求和呼召的回应。”
这些负责任的人在哪里？他们是谁？朋霍费尔的回答不仅令那些个人英勇行为的激烈辩护者吃惊，也同样使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吃惊。朋霍费尔渴望公民的勇气（civil courage）和绝对诚实的美德。在希特勒上台以来的十年中，绝不缺乏英雄主义、勇敢和自我牺牲。但是，公民的勇气，也就是说，异议的操练，却被暴民和群众踩在了脚下。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中，终极责任的问题，成了一个“并非如何英雄般地将自己解救出某种处境的问题，而是一个下一代人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的问题”。接着就是看起来有些无趣的愚蠢问题。在朋霍费尔看来，愚蠢也是好人要面对的一个危险的敌人，就和邪恶本身一样。一个人可以对邪恶提出抗议；邪恶可以被揭露，如果有必要，可以通过强力战胜之。但愚蠢具有一种广泛而隐蔽的抵御方式：“与一个人自己预先的判断相矛盾的事实，就是不予采信……——而当事实无法反驳时，他们就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是偶然的。”对抗愚蠢时需要极为小心，因为要通过说服或内心的转变来改变愚昧人已经太迟了——尽管在正常的时候，内部的解放，即“在上帝面前负责任地生活”，乃是通向真自由的路径。箴言中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但是现在，在纳粹统治下的人群，以及整个帝国的大众结构中，愚蠢已经深深地凝结在里面；因此，终极诚实的命令——事实上也是尼布尔现实主义毫不妥协的应用——就会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剩下的选项只有“外部解放”。朋霍费尔写道，在外部解放达成那一日之前，“我们必须放弃所有试图[通过理性]说服愚昧人的努力”。
因此就必须要有一种良心贵族的回归。“贵族的兴起和存续有赖于牺牲，勇气，以及一种关于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所负有责任的清晰认识，得到这种认识的方式，一方面是有尊严的人应得的、不证自明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同样不证自明的对居于其上和其下之人给予同样的尊严。在这整个过程中，关键问题在于重新找回那种已经被深埋在地下的贵族理念，以及一种建立在贵族基础上的秩序。”他所呼吁的社会秩序听起来很像是逝去已久的骑士守则——不出意外的是，这种守则也正是随着基督徒战士的理念而兴起的。但是，在中世纪骑士从异教徒和野蛮人手中拯救孤儿寡妇的地方，如今所面临的危险是极权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将所有思想和情感降低到最基本本能的惨状。为了对抗这样一种堕落，只有贵族理念能够构筑起足够的防御，但贵族不能再以特权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必须找回荣誉感的命令。这意味着在社会层面，要鼓励“追求高位”，名人崇拜，支持“自由的向上和向下的结合，尤其在交友的选择中，一种私人生活中的喜悦，以及公共生活的勇气”。
在文化层面，贵族气质的更新要求从报纸和电台回归书本，从兴奋、贪婪的活动转回沉思的休闲和安静，从狂烈转向镇定，从感性转向思考——“从古董收藏的偶像转向艺术，从势利转向谦逊，从奢侈转向节制”。
当然，没有一个人需要“对这世界所有的不正义和苦难负责”。没有一个人拥有抹去这世界忧伤的能力。“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是主人，而是历史之主手中的器皿；我们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量上分担他人的苦难。”还有，如果我们想要做心怀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就必须“与基督的宽大心怀有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自由中抓住当下的时刻”。“消极等待”，只是出于好奇做旁观者，缺乏想象力，移情，感性，内在感觉——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显示急需一种新贵族，一种有着“更强的自制力，不受干扰的工作动力，以及巨大受苦能力”的贵族。而令人遗憾而迫切需要的，朋霍费尔教导说，乃是一颗“宽广的心”。
“我们剩下的只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有时候甚至无法辨认，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但又要忠心、负责地生活，就好像有很远大的未来。‘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上帝告诉耶利米要这样宣告——看起来好像与他对灾难的预言矛盾——就在圣城即将毁灭之前；在绝对剥夺了任何未来的同时，这些话又是一种从上帝而来的兆头，以及对一种伟大、全新未来的保证。 思考和行动的时候，用一只眼看着将来的世代，并且做好准备、无所畏惧地向前进发——那就是实际上已经放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了。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不容易，但却必须坚持……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我相信，死亡不再能使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还有任何用处吗？”他在结论部分再一次问道。
这位神哲学家的概念精确性通篇都毫无错误——即便这篇文章是被放在历史危机的坩埚里闷烧着，预示着未来将是黑暗的，个人的目标则仍然不能实现。 同样毫无差错的是朋霍费尔自责的态度。再一次，他不是为学术界的神学家，而是为了他的同道们——他在共谋团体中的兄弟们而写作。“十年之后”代表了德国抵抗运动中基督徒精英所坚持的立场。其中的修辞也经过了谨慎的普遍化，期望读者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将盖世太保也包含在内。无论如何，它为门徒的良心提出了一条清晰的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