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 报佳音号 | 6440 |
|---|---|
| 外文书名 | 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 An Invita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
| 品牌 | 橡树 |
| 作者 | [美]詹姆士·史密斯(James K. Smith) |
| 译者 | 李晋 马丽 |
| ISBN | 9787542644817 |
| 出版社 | 上海三联书店 |
| 出版年月 | 2014.4 |
| 开本 | 32k |
| 页数 | 161页;80千字 |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内容简介
在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新加尔文主义”方兴未艾，成了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时代》杂志称新加尔文主义为“正在改变世界的十大思潮”之一。这表明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的神学传统在今天仍极具影响。改革宗传统究竟是什么？史密斯满怀牧者的心肠为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提供了清晰的神学解答。作者以书信的方式，亲切地把读者带回保罗、奥古斯丁、加尔文、爱德华兹，一直到凯波尔和沃特斯托夫等人的思想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副丰富、动人、广阔的改革宗思想图景。这是一本大气的小书。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作者简介
詹姆士·史密斯(James K. Smith)，美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现任加尔文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带着后现代上教会》、《激进正统神学导论》、《话语与神学》等多部作品。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译者简介
李晋，加尔文大学博士研究生。2012年之前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方向的博士候选人，2015年获加尔文神学院道学硕士。
马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加尔文大学亨利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大迁徙》（The Chinese Exodus: Migration, Urbanism, and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8.7）等书。近期，她的英文著作Religious Entrepreneurism in China’s Urban House Churches在英国Routledge出版了。
李晋、马丽夫妻两人同为社科和神学类译者，译有《自然正义》、《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宽容的不宽容》、《思想的境界》、《慷慨的正义》等书。他们也是研究学者和作家，著有《通往阿斯兰的国度：C.S.路易斯<纳尼亚传奇>导读》等书，两人合写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发表于China Source Quarterly，收录在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书及《田野归来：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合集和公共媒体《财经》等地。他们合著的英文新书《在挣扎与重塑间》（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Church: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近期已在美国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出版。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目录
序言
- 第一封信 欢迎加入大家庭
- 第二封信 论人的宗教骄傲
- 第三封信 为成为加尔文主义者而骄傲？
- 第四封信 一路追溯下去
- 第五封信 上帝什么都不欠我们的
- 第六封信 上帝甚至不欠我们一个答案
- 第七封信 不断归正
- 来自日内瓦的明信片
- 第八封信 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之旅
- 第九封信 奥古斯丁： 改教家的守护圣徒
- 来自普林斯顿的明信片
- 第十封信 成为改革宗信徒，就是成为一名大公信徒
- 第十一封信 论“信条”
- 第十二封信 超越威斯敏斯特
- 第十三封信 上帝的“社会”福音
- 第十四封信 我们守约的上帝
-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
- 第十五封信 蒙拣选，为去爱
- 第十六封信 教会很重要
- 第十七封信 太改革宗了，以至于不适合教会？
- 来自首尔的明信片
- 第十八封信 对批评论调的思考
- 第十九封信 广角的加尔文主义
- 第二十封信 凡咒诅所及之地
- 第二十一封信 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
- 第二十二封信 上帝预备的书目
- 第二十三封信 借着享受被造物，来享受上帝
致谢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书摘
序言
谁能想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中，像加尔文主义这样一种严肃的思潮会成为时尚并受人追捧呢？这不是因为2009年是加尔文诞辰500周年，而是在过去许多年前，一种被称为“新加尔文主义”（new Calvinism）的思潮使人们对其产生了兴趣，热衷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这一潮流的逐年发展被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在他的一本书中以新闻叙述方式记录下来，书名是《那些年轻、躁动、归正的人：一位记者眼中的新加尔文主义者》（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Journey with the New Calvinists）。与“新加尔文主义”思潮有关的人包括一些著名牧师，如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马克·德里斯科尔（ Mark Driscoll），也包括像莫勒（Al Mohler）和卡森（D.A. Carson）这样的学者。《时代》杂志将其列为“十个改变现今世界的观念”之一（2009年3月12日），因着这一报道，人们对新加尔文主义的关注日趋上升。
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人们对加尔文主义重新萌发的兴趣，但我的转变却是发生在一个本不太可能的地方：一间位于洛杉矶内城的神召会（Assembly of God）。我和我太太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霍桑市（需要澄清的是，那里离贝莱尔富人社区相当远），担任那里的Del Aire神召会的大学和职业事工指导。在那期间，我观察到，在我们小组的一些二十多岁年轻人当中（很多都是拉丁裔），有一股越来越浓的对严密神学思考的渴求。这些年轻人向往有神学深度的基督教思想，也在四处寻求一种知性传统，但这些在五旬节派传统中是找不到的，所以他们毫无疑问都被改革宗信仰传统所吸引。据说，这似乎是福音派群体中的一种常见轨迹。
确实，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福音派传统中归信基督的，那个环境具有一种奇怪的特点——奉行圣经主义，却反对神学，从中产生出一种普遍比较反智的倾向。但是，当我进入圣经学院学习时，我发现了“老普林斯顿”的改革宗传统，这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丰厚神学传承。马克·诺尔（Mark Noll）在他的文集《普林斯顿神学》中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概括。我依旧清晰记得，自己有一次通宵沉浸在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沃菲尔德（B.B. Warfield）和谢德（W. G. T. Shedd）等改革宗神学家的著作之中。我陶醉在他们的智慧和博学之中，并且感受到一种激动人心、让人焕然一新的兴奋感，我还不断对自己说：“我之前这么多年都干什么去了啊！”那一晚的经历，就好像我终于发现自己为什么长了一个脑袋一样。
我于是投入了这条神学反思的深河中，此后不久我就开始贪婪地阅读薛华（Francis Schaeffer）、巴刻（J. I. Packer）和派博等一些当代作者的著作，是他们把我带向几位更久远的巨人，如奥古斯丁（Augustine）、加尔文（John Calvin）、欧文（John Owen）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改革宗的传统中，我找到了一个我不会再离开的家，甚至就算今天，虽然我可能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这间“加尔文主义”大厦的其他房间里，我也没有离开过这居所。
不过，当我回看当年那一位年轻的、初显加尔文主义热忱的自己时，我也看到自己正伏在象征属灵骄傲的峭壁边，那是一种特别丑陋的恶。在当时的我看来，一些主内弟兄姊妹的单纯热心，成了我嘲笑他们的理由，而且我用了过多时间去指出他们那错误的（阿明尼乌的）信仰方式。当一个人发现了恩典的教义，却又让自己转变成一个傲慢、狂妄自大和显然缺乏怜悯的人，这多么奇怪啊！那时的我变成了耶稣比喻中的那个不肯饶恕别人的奴仆（太18：23—35）。我曾在洛杉矶和一些年轻人相处，有时也从他们身上看到那种一样的傲慢，那是一种我虽然理解但也憎恶的傲慢。而在这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好像有一种符合广义文化概念上的男子气概的东西，却也是一种不能反映福音之恩典和怜悯的东西。加尔文主义成了用来为父权式的态度和实践正名的一种复杂的神学。他们找到的这种“加尔文主义”，总体呈现出一种不太美好的样子，也自然不能很好地见证将来的上帝的国度。我有时在偶然遇到的一些“新加尔文主义者”身上也看到类似的样式。
回想起我自己成为一名加尔文主义者时的热情，我能看到另外一个不尽人意的方面（那也是“新加尔文主义”常表现出的特征）：我对改革宗传统的痴迷，很大程度上缩减、集中在拣选和预定等主题上。有人用首字母缩略词TULIP来代表这些难懂的教义，宣称这个词总结出了所谓的“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以及圣徒永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尽管这种集中的表述看上去趾高气扬、自信满满，但它却会很快将其他基督教的传统视为无存，它也不能帮助我们进深到改革宗传统自身真正的深邃之处。如果我们能将改革宗传统想象为一座宏伟磅礴的大厦，这“五要点”就如同一扇“加尔文主义”的大门，带我们进入了一间华丽的大厅，但此后它让我如此着迷于这一个房间，以至于从没能进到其他房间观赏。这就像当你花时间徜徉于比尔摩庄园（Biltmore Estate）的奇妙景观时，单单大厅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就把你完全吸引住，而无暇顾及其它了。［达尼亚尔·明努迪恩（Daniyal Mueenuddin）的短篇小说集所起的书名似乎就在暗示这一点：《另外的房间，另外的奇观》（In other Rooms， Other wonders）。］直到后来，当我被邀请（其实是被推进去的！）到其他房间观赏时，在那里，我才开始欣赏到了改革宗传统（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的博大精深。
我在这里写的信函正是想发出这样一种邀请。信都是写给一位叫“耶西”的年轻人的，他其实是一群来自洛杉矶的年轻弟兄姐妹的代称，是他们重新激发了我对加尔文主义的兴趣，并且开始去欣赏加尔文、爱德华兹和凯波尔（Abraham Kuyper）。但是，“耶西”同样也代表了年轻的我，就此而言，这些信也是我写给自己的（这一点意义很重要）。所写的不仅是我希望当时自己能知道的一些东西，也是希望当时有人能给我的一些良言劝告。我希望这些提醒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其牧养性——至少这是信函的初衷，即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者对一位开始涉入这条深河的年轻人的关心和建议。我的这些信函不是要假装囊括全部改革宗传统，而是希望用它们来提供某种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美育书简》（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一书中所指的某种“教育”：那是一个邀请和引导某人进入一项传统的过程，是要亲临受教育者所处的情境，然后陪伴他们一路同行。如果要继续用我们的大厦作比喻，我希望这些书信是来自一位充满热情的导游的（或者，可能是来自一位居住在被称为“加尔文主义”大厦中的常住民），他极渴望为一位新来的参观者展示这座大厦的丰富，因为若无人引导，恐怕人们都将看不到或难以欣赏这些隐藏的奇观。
然而，这些信函的兴趣和关注也不仅仅是传递神学信息而已，灵命的塑造也是它们的目的。我希望这些信函能够反映出一种教学式的成长过程，慢慢地将读者从一个房间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而不至于走马观花。正因如此，读者应该按顺序阅读这些信函，这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每一封信都假定了一些前提和知识背景，进而才能继续深入对话。我会设想读者正处于某个阶段、某个起点上。因此，这些信函不是为加尔文主义提供护教性的辩护，反驳来自各方的反对观点。恰恰相反，我预想收信人是对改革宗传统开始产生兴趣的人，而且他也正在寻找对这个尚未熟悉之领域的指导。事实上，我将收信人想象为可能是一位新加入加尔文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归信者。因此，这些信函在很大程度上假设了收信人这样一种兴趣（尽管我希望对处于其他不同境遇中的读者也能有所帮助）。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设想这些是处于异地的两位朋友彼此之间的通信。这种友谊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这些信件往来的背景。因此，信函中写信人有一种牧者般的关心，有时需要表达出某种严厉的爱和真诚的批评，有时则是劝诫的言辞和警告的话语。但是，我希望读者记住，在这些时刻，我都设想自己是在给一个朋友写信。事实也是如此，这些信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在这些方面，我所表达的是对于年轻时候的自己（甚至是更为成长后的我）的批评。
最后，虽然这些书信是作为向人介绍改革宗信仰传统的邀请，然而这一邀请也仅仅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好似旅程中的一个小站。改革宗传统的源泉和目的，都是上帝自身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的，也是在圣灵的位格中向我们彰显的。换句话来说，这些信函仅仅是改革宗传统的一个邀请，因为改革宗传统本身就是邀请人进入上帝的生命。在奥古斯丁于5世纪写给传道人的手册《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他写道，如果一位旅行者要去一座遥远的城市，途中却变得迷恋于他的交通工具而根本不愿下船，但这艘船本来的目的是要将他运送到彼岸，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啊！改革宗传统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它是一条路，指向那条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耶稣、与耶稣同行的道路。改革宗传统是一艘航船，将我们运送到上帝国度的海岸，并且激励我们去面对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些书信只是这一旅程中传播这消息的小册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