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的哲学（上帝和世界紧密相连）

描述

报佳音号	6431
外文书名	The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作者	[荷兰]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译者	赵刚
ISBN	9787220090813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	2014.2
开本	32k
页数	272页

《启示的哲学》读者对象

1.对基督教思想感兴趣的学者、知识份子和普通读者；

2.神学院老师及学生。

《启示的哲学》本书特点

引人崭新的启示观念，带领读者探索基督教与哲学、自然、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将来的重要关联，帮助树立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

资料丰富、论述详细深入且充满洞见，是一本超凡卓越的跨学科人文巨著。

《启示的哲学》内容简介

人类就整体而言，历世历代的核心都是超自然主义。无论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人们都不能从这个世界的事物中获得满足；他们总会设想，在大地之上还有天堂，在可见之事背后还有更崇高、更神圣的秩序，由不可见的权能和福气组成。这就意味着，上帝和世界虽然根本不同，但同时也最紧密地相连。

本书带领读者寻求人生与世界问题的答案。如果把书中洞见与西方世界20世纪的发展相对照，更能显出其先知前瞻性的重要地位。

《启示的哲学》作者简介

（荷兰）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现代杰出的加尔文主义学者，荷兰最著名的神学家，改革宗支柱性人物。

1854年生于牧师之家，1880年毕业于莱顿神学院，1902年接受邀请出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一生著述颇多，涉及宗教与神学、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已发表的作品约六十多部。代表作有《改革宗教义神学》、《我们合理的信仰》等。

《启示的哲学》目录

第一讲　启示哲学的概念………………………………………001
在历代各民族和宗教中，包括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在内，超自然世界观的普世性。18世纪因“启蒙运动”导致在这方面的改变。世界和人类的自主，首先通过革命，然后通过进化的运用。唯心一元论协调的努力。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方面，以及超自然主义对一切宗教的不可或缺性。启示的观念及其心理和历史的媒介。启示的哲学深入其内容，并使之与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整体关联。
第二讲　启示与哲学………………………………………………023
哲学的目前状态。哲学需要的复兴，以及老趋势的再现。三类哲学性的世界诠释；有神论（宗教、神学），自然主义（泛神论、唯物论），人本主义。唯物论形式的自然主义之衰落。泛神论－一元论观点以各种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动力一元论。心理一元论。认识论或逻辑一元论。对一元论的批判，以及进化的万能公式。从实用主义层面对一元论的反扑。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新方法，而且是针对现实和真理的一种特别观念。
第三讲　启示与哲学（续）……………………………………041
实用主义的优点。其不足之处。出于不充分的经验精神和对现实事实的忽略。实用主义的唯名论特征。作为一切知识出发点的自我意识。唯心主义的真理和错谬。统一现实和理念存有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其内容。奥古斯丁发现自我意识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自我意识是宗教和道德、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因为它向人揭示出他自己的存有、世界的现实，以及上帝的存在。
第四讲　启示与自然………………………………………………065
上帝、世界与人，是科学和哲学的三重对象。“科学”一词的局限用法。自然科学的独立和限制。自然的概念。物理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前提。它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不断运用。它对事物来源、本性、运动的无知，对自然律的偏颇看法，以及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沉默。没有上帝，世界无法解释。泛神论对被造之物的神化，以及当前很多地方迷信的复苏，证明了此点。基督教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第五讲　启示与历史………………………………………………087
历史更明白地揭示出启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今对历史的概念。进化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历史事实太丰富，无法用一个公式概括。当我们试图区分时代交替、发现历史规律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探究历史的意义和目的。为此需要一个客观标准。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对神圣智慧和权能的信念，就没有历史。基督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六讲　启示与宗教………………………………………………109
宗教是世界建基于启示信念的主要基础。宗教的存在本身是决定性的考量。宗教的普世性和必要性。宗教的起源。不可能通过研究原始人和孩童，用历史和心理的方式来解释宗教的起源。从动物的活动、土著的生活、孩童的生活中搜集数据，以此重构原始人，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宗教性（religio insita）这个观念的复兴。对宗教本质的探究导致同样的结论。没有启示，就没有宗教。对宗教分类的尝试，导致真假宗教古老区分的新形式。
第七讲　启示与基督教…………………………………………129
人类的宗教－伦理发展导致对启示的必须性和现实性之信念。科学对人类的起源一无所知，但传统能揭示出一部分。过去和现在对传统之重要性的评估。其相对价值在原始文化的历史、希腊哲学的研究、巴比伦和亚述的考古发现中被揭示出来。巴斯蒂安的民俗观念（V.lkeridée）。人类的统一性目前被相当普遍地接受。统一性包括共同起源、共同习俗、共同传统。传统的内容。《旧约》与各民族的传统相连。以色列宗教与各民族宗教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在基督教中的成全。
第八讲　启示与宗教经验………………………………………153
信仰大面积衰退的原因：基督教的分裂；对很多新宗教越来越多接纳；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倾向。很多人坚持宗教主体的立场。作为宗教人类学和经验科学的神学，不适合当作探索原则。宗教心理学无论本身多重要，也不能判断宗教现象的存在权利和价值。这在归信现象的研究中特别明显。从逻辑上说，这种立场应导致绝对的冷漠主义，永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从主体上升到客体的努力。经验心理学不充分。必须进入形而上学。基督教对这些问题的特别看法。归信是基督教与上帝相交的独特方式。这对神学方法的重要性。即便有各种心理和历史的媒介，圣经对归信的概念仍然回溯到超自然的因素。
第九讲　启示与文化………………………………………………181
启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此问题随基督教进入世界而来。初代基督徒的看法。罗马天主教会和更正教会的概念。当前左、右两派的立场。托尔斯泰和尼采。最近对耶稣位格的极端末世性看法。要决定与基督教的关系，必须先清楚定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别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天国无可估量的价值。伦理文化的目标和价值。自治、他治和神治。彼岸（Jenseitigkeit）作为人类历史的目的。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由基督教关于创造和复活的教义所决定。
第十讲　启示与将来………………………………………………201
在很多人看来，基督教是在将来发展中可以被忽略的一个因素。动力世界观所反映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给自足。通过人为筛选、在各级学校中的教育改革，以及整个社会重建来改良种族的努力。这些努力所构建的乌托邦期待，似乎基于内在的发展，实际上却在于神化被造之物，并对世上的将来和死后的将来给出最奇怪的概念。进化教义的迷信特征。詹姆斯的社会改良论。当今文化的情况。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不能给将来带来把握。只有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才能做到此点，因为它相信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之主、复和之主和恢复之主。
尾注……………………………………………………………………234

《启示的哲学》书摘

第一讲　启示哲学的概念

著名的亚述学者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前些年大胆地宣称：“在人类的全部进化历史中，只能区分出两种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即古巴比伦的世界观和现代经验科学的世界观”；“后者，”他补充道，“还在继续发展中。”言外之意是，所有的宗教和文明都起源于苏美尔和阿卡德（Akkad）地区，特别是圣经宗教，无论其新约还是旧约形式，都从该源头获得内容。这种泛巴比伦的历史建构，因其混杂和武断删削的特征，恰如其分地受到了大量严肃反驳。但这种宣称无疑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如果我们从如下的广泛意义来看的话，即宗教性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各民族中，都毫无例外地占据统治地位，从远古一直到今天，只是在最近150年中，在某些地方，它才让位于经验科学的世界观。

宗教和文明并非表现为两种互相冲突和敌对的原则，相反，宗教是一切文明的源头，是家庭、国家和社会中一切有序生活的基础。这种对世界的宗教性看法，不仅局限于东方，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恰当地称为东方或旧东方观念。我们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中，都能找到它。此外，人们并未觉得它是压在肩上的沉重负担或铁轭；相反，他们在生活中的信念一直都是，这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世界本该如此，不该有别的样子。一般而言，关于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痕迹，我们连一丝也找不到。古代对世界的看法是完全宗教性的；这相应带来一种统一、和谐的特征，影响到整个尘世生活，给它穿上一层具有更高灵性和神圣的外衣。

就这一点来说，基督教并未带来任何改变。的确，它对异教世界采取了负面和敌对的态度，因为它不能在尚未彻底打扫之前，就掳掠它们败坏的文明。而它给自己的任务正是，使全部属地的生存都臣服于天国，并对之作出相应的矫正。它成功地征服了旧世界，并使自己的精神成为其核心。的确，在中世纪的实际生活和行为中，仍然有不少与基督教系统相冲突的元素，因为这个系统是外在的、强加的，并未被内心吸收；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遇到一种对世界的统一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在生活各个层面都留下了烙印。无论中世纪基督徒要控制世界还是要逃离世界，引导他的信念都是，心灵注定要胜过物质，天注定要征服地。

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改变在于，它把自然与恩典之间的罗马式僵化关系，转化为一种动态和伦理的关系。上帝的形象不再是对人性的超自然添加，而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恩典不再被视为可量化、有形质的拥有物，储存在教会中，在圣礼中获得，被祭司所分发。在改教家看来，恩典首先在于罪得赦免，在于重获神圣恩宠，在于上帝与人的关系，因此不可能靠任何善功赢得，却只能被上帝所赐，被人们以孩童般的信心领受。与救恩福气的客观形质化相反，改教家强调宗教性的主体；的确，他们恰当地承认了人的自由；但这当然不是有罪、自然人的自由，而是属基督、属灵之人的自由，这些人被基督所释放，在跟随圣灵的行事为人中，竭力满足律法的要求。

无论这16世纪的宗教-伦理运动多么重要，它毕竟只是改革，并非另立根基。它没有攻击古老的宗教性世界观；它事实上强化而非弱化了这种世界观。在罗马教会内部，宗教改革事实上对抑制宗教冷漠作出了巨大贡献，激发了信徒的热切努力，要在罗马自己的原则基础上，提升生命和道德。但宗教改革的这种积极作用，一直在罗马教会人士和自由派圈子里被忽视，而宗教改革也被系统地呈现为革命的起源。库森（Cousin）和基佐（Guizot）同意德邦纳得（De Bonald）和德迈斯特（De Maistre）在这方面的判断。法国更正教主义认为这条结论可以接受，进而称赞“人权宣言”是路德和加尔文工作的有福果效。在德国，在保尔森（Paulsen）和尤利乌斯·卡夫坦（Julius Kaftan）这些人眼中，康德被推崇为第二个路德，是更正教主义真正的哲学家。

无疑，在现代历史的这两个伟大运动之间，我们能找到某些相似的痕迹。但形式上的相似并非实际上的相像，类似也不是等同。以路德作为代表人物倡导的基督徒的自由，与大革命在旗帜上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差别是根本性的。路德和伏尔泰并非意气相投；加尔文和卢梭也不应相提并论；带着认识论和道德自主的康德，也不是宗教改革的阐释者，而是唯理主义的哲学家。那些把解放人思想的荣誉归给16世纪的伊拉斯谟而非路德、视文艺复兴比宗教改革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人，都间接承认了这一点。根据这种看法，伊拉斯谟和与他心意相同的人，试图让基督教重获新生，但他们并未像路德一样，以回归到保罗的教导为途径，而是要回到登山宝训。所以，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感谢伊拉斯谟，因为他让超自然主义逐渐被唯物主义所取代，超越逐渐被内在所取代，保罗主义被耶稣的宗教所取代，教义被宗教科学所取代。路德仍然是老更正教主义之父；伊拉斯谟才当得现代更正教主义第一位阐释者的荣誉。

这种历史判断无疑有真理的成分。伊拉斯谟和与他有类似思想的人，与改教家一样，目标也是一种更简单、更内在的宗教，以与基督的位格相交的方式获得。但我们常常忽略的一项事实是，所有这些人对宗教本质的观念，仍然受困于中世纪的二元论，因此完全无法对罗马教会的教义和崇拜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人本主义的整个心态，可以说首先就是害怕混乱，力图保持“可爱的教会和谐”（amabilis ecclesi. concordia）。伊拉斯谟说，“我们宗教的根本就是和平与和谐”（Summa nostr. religionis pax est et unanimitas）。但与此完全不同的是，人本主义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众多“启蒙运动”（Aufkl.rungsbewegungen）之一，在罗马教会中时常出现，将来也会再次出现。在爱尔福特（Erfurt）修道院临到路德的罪与恩典的经历，使他紧紧抓住罪与恩典这两个概念；但人本主义者感受不到罪人的自由和喜乐，因为后者发自唯独透过信心、不靠律法之工的“在上帝眼中被称为义”。因此，人本主义不过就是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改革，不多也不少；最终它不仅与路德分道扬镳，而且也成为罗马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帮助。

然而，所讨论的看法至少在一点上有道理：路德和伊拉斯谟是两个不同的人，新、旧更正教主义在原则上并不相同。这一点，最近从一个公正的圈子里得到了印证，即海德堡的特勒尔奇（Troeltsch）教授，他在给《当代文化》（Die Kultur der Gegenwart）一份关于抗罗宗的重要研究中，提到了此点。当然他承认，古代的世界观被宗教改革所改变，也被一种关于宗教的新概念所丰富；但他仍然坚持说，这种世界观的基本结构得到了保存，并未被改变。就他们对世界与生活、罪与恩典、天与地、教会与政府、信心和知识的观点而言，路德、慈运理、加尔文，都是中世纪的后裔，而他们在作为改教家的一切活动中，也揭示出这一点。在福音书特别是在保罗神学中表达出来的超自然主义，得到了他们的衷心赞同。无疑，他们修正、弱化了原始基督教的特征，即末世、神秘-苦修的元素；但在特勒尔奇看来，他们最终没能看见存在于新约本身里的巨大不同，即在符类福音与使徒书信之间、在耶稣和保罗之间的不同。《圣经》的基督教，头四个世纪的基督教，由于改教家们的天真观念，被视为一个涵盖一切的整体，一套包括信仰和实践的系统，而且他们也相信，这套系统被自己原汁原味地得到，所以他们也立定心志，要使之成为基督教宗教最纯洁的表达，与罗马教会后来造成的扭曲相对。

另一方面，特勒尔奇教授认为，现代、反超自然主义式的更正教主义，直到18世纪才获得重视。因为这种形式的更正教主义，在逻辑和历史上，不能被理解为是与宗教改革原则一致的发展，而是“一种伟大和彻底革命”的产物。在所谓的“启蒙运动”中，它带给世界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与宗教改革的文化理念有原则上的不同。相应地，这种世界观的源头不在16世纪，而在18世纪，不在宗教改革，而在“启蒙运动”。它背离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认为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一切科学和宗教、思想和生活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在18世纪以前，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存在，有特殊启示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在性，这些观念从未受到严肃挑战。但从英格兰产生的自然神论，把世界、理性和意志，从上帝、启示和恩典中解放了出来。的确，在其最早的鼓吹者中，包括赫伯特（Herbert）、洛克、托兰（Toland）、柯林斯（Collins）及其同伴们，以及后来的康德、费希德（Fichte）、莱辛（Lessing）等，自然神论尚未在原则上否定启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首先，从一个形式的观点来说，它把启示的真切性，特别是与“原初启示”相区分的“传统启示”，置于理性的批判性检验之下，如很多人在赫伯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其次，就启示的内容而言，自然神论的“圣经正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吸收任何其他内容，所以启示的内容不能包含任何理性真理之外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所启示的真理，只能由那些无疑会被理性迟早发现的内容所组成，启示只是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它们，更容易接受它们而已。不过，这种让步与另外一个说法配合在一起，就让启示失去了一切真正的价值。这个说法就是，上帝在先前所启示的真理，通常带有这样一种象征的形式，以至于其本质的理性内容，只有在启蒙运动的今天才能被理解。所有自然神论的思想都倾向于掏空启示，使上帝在世界中的作为变得多余。虽然他们通常还会承认创造的事实，但创造对起初的自然神论者来说，与康德及后来的达尔文一样，目的只在于赋予世界一个独立的存有。世界在被造之初获得了如此丰富的供应，有各种形式的能力和恩赐，以至于可以完全抛弃上帝，不需任何外力就能完全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