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 报佳音号 | 5624 |
|---|---|
| 外文书名 |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J. (1654-1707): Un des cinq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
| 作者 | [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 |
| 译者 | 辛岩 |
| ISBN | 978-7-5347-5338-1 |
| 出版社 | 大象出版社 |
| 出版年月 | 2009.2 |
| 开本 | 32k |
| 页数 | 185 |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内容简介
本书由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Mme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撰写。
张诚神父（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J.）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曾任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第一任总会长，本书详细记述了张诚神父的一生，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路易十四的五位数学家的来华经过，第二部分为尼布楚条约的签约过程，第三部分是张诚在跟随康熙皇帝八次赴塞外旅行途中所记日记，第四部分为张诚写给在法国的家人和友人的信。最后介绍了张诚在礼仪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与多罗和康熙的关系。
张诚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康熙的近臣，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是目前较权威的张诚传记，对于了解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历史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同属这套丛书的有《耶稣会士张诚》、《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和《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等书。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目录
总序
出版说明
前言
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前往暹罗和中国的航行（1685-1688）
第二章 张诚在鞑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
- 中俄《尼布楚条约》
- 谈判的前奏（1688）
- 《尼布楚条约》谈判
第三章 张诚在鞑靼的其他旅行
- 第三次旅行（1691）
- 第四次旅行（1692）
- 第五次旅行（1696）
- 第六次旅行（1696-1697）
- 第七次旅行（1697）
- 第八次旅行（1698）
第四章 从张诚寄往欧洲的书信看其1690至1700年间在北京的生活
- 1692年的谕旨
- 1700年11月30日的谕旨
第五章 1701至1705年问张诚的书信
第六章 从张诚1690至1705年问的通信看其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友好关系
第七章 教宗特使来华及其在北京的逗留（1705-1706）
第八章 张诚的最后几个月
- 耶稣会士张公之墓
征引文献
- 一、手稿
- 二、张诚著述
- 三、已出版文献
大事年表
译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版书目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书摘
中俄《尼布楚条约》
17世纪末叶，俄国人加紧了对东西伯利亚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些被征服地区，他们在中国和北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之间的边境线上构筑堡垒。因此，满洲人和喀尔喀人都感到了俄国人的威胁。
俄国大使戈洛文（Golovine）于1687年到达色楞格斯克，以着手与中国皇帝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康熙皇帝选派的谈判代表无一人懂外文，而俄方代表既不懂汉语又不懂满语，于是皇帝要求在宫廷中服务的传教士在谈判期间担任翻译。
不幸的是，因蒙古瓦剌部与清朝之间的战争，路途受阻，中国使团无法到达谈判地点。这支蒙古军队的首领噶尔丹试图吞并蒙古喀尔喀部，喀尔喀部则向清政府寻求保护。得知这一不利的消息之后，康熙命令中国使团所有人员返回北京。
在和解的初次尝试受挫后，俄国人敦促清廷尽快解决边境争端。康熙皇帝选择尼布楚而非色楞格斯克作为新的谈判地点。
关于张诚在此次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拥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首先是《张诚日记》本身，收入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其次是徐日昇的日记，完成于1690年1月10日，即他从尼布楚返回3个月之后，1961年由耶稣会士若瑟·塞比斯神父出版。徐日异日记的葡萄牙文本出版时附有题为Diary of Thomas Pereira的英译本。塞比斯长期研究《徐日昇日记》，并经常拿《徐日昇日记》与杜赫德公布的《张诚日记》相对照。杜赫德曾对来自中国的文字材料作了一些修饰，这一点不容忽视。
俄国全权代表戈洛文的正式报告从来没有全文发表过，塞比斯在撰写其著作时也不可能读到戈洛文的正式报告。实际上，1912年葛斯顿·加恩（Gaston Cahen）已在外交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报告，他和普拉斯科维亚·季卓诺夫娜·雅科夫列娃（Praskovia Tichonovna Yakovleva）对此均有利用。另外，塞比斯披露195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有关这一条约的书，即雅科夫列娃所著《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显然，对于这一课题来说，除了条约正文本身以外，没有什么比塞比斯的这部著作更值得一读的了，作者不仅采用了《徐日昇日记》的文本，并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资料异常丰富。我们在此只简要地提一下张诚和徐日昇的叙述。
按照米夏耶尔·恩·巴夫洛夫斯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张诚的作用并非像其所要使人们相信的那么重要。
张诚受命于路易十四进行地理和天文观测，因此他在日记中标出自己所经过的所有地点及其经纬度，在这一意义上，《张诚日记》与《徐日昇日记》是不同的，两人对某些事件的解释方式不尽相同。徐日昇向他的上级叙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张诚记下了所有对科学有用以及可供发表的东西，而徐日昇所记录的俄国人与中国人讨论条约的细节是专门提供给他在罗马的会友保存的，并未打算公开。
根据葛斯顿·加恩的观点，“俄国大使的官方日记对张诚的一些说法有所证实或修正”。
由于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没有通用的交流语言，因此这两位耶稣会士担任谈判翻译。俄国谈判代表懂得拉丁文，两位耶稣会士当然也懂得这种语言。这两位耶稣会士的角色并不明确，但早已超出了单纯翻译的范畴。因为徐日昇接受了康熙皇帝的全部嘱托，他熟知皇帝的意愿并保证使之付诸实施，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谈判的进程。皇上颁布谕旨是针对这两位调停人，而不是针对正式谈判代表。康熙皇帝宣布：“我赋予你们和你们所随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事务。”
为便于前往尼布楚谈判，康熙赐予张诚和徐日昇三品顶戴。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两个人具有谈判意识，而俄国人和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同时双方对国际法和国家法知之甚少。中国人视俄国人为蛮夷，并视自己所有的邻国为附庸。
徐日昇和张诚既清楚地知道可能做些什么，又完全了解真实情况，知道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也觉察到俄国人的领土野心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起初，中国的钦差大臣们并不清楚康熙皇帝赋予这两名译员的重托，但当他们对此有所了解后，对两位神父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俄国人也立即效仿他们。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传教问题上观念相互对立的徐日昇和张诚会合作共事，因为徐日昇最严格地代表葡萄牙保教权的利益，而张诚是一个侵入其势力范围的法国人。但在这次俄中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步调绝对是一致的。康熙皇帝先选中了徐日异，并请他找一位助手，张诚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而获任。但他却是一个居于第二位的人物。
